我和相声大师侯宝林

侯宝林与作者 1973年6月29日，29岁的我正在开滦唐山矿机电科上班，矿上通知我到开滦矿务局老二招待所，跟来开滦的中国广播说唱团学习，说是侯宝林一说：“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，虚心学习，要刻苦，要勤快，要带着工人阶级的气质去，带着革命文艺的经验回，回来不要翘尾巴。”我连连答应着，恐怕稍有闪失领导就会收回成命似的。到了老二招待所，开滦矿务局宣传科陈焕平带我见了侯宝林、郭全宝、赵连甲几位老艺人，还有年轻的弦师杜景华和带队的干部牛嗣斌。见了一屋子的生人，我诚惶诚恐地说了声：“老师们好！”侯老瞧了瞧我，说：“行，这小伙子有点意思。”这样，我就开始了学习。 其实我仰慕侯老的相声艺术可谓久矣，他曾于1962年随团来唐山演出，当时我正在唐山矿西山口俱乐部服务。他们在俱乐部、开滦矿务局体育馆演出，我白天晚上看了八场。侯老说的相声《给您道喜》，就是反映煤矿工人新旧社会不同命运的段子，很受矿工的欢迎。此前，我在学校时，说过侯老的《夜行记》。1963年入伍，我所在的连队组织了当时比较早的“五人演唱组”，到全团各连队演出，还到兄弟团演出，我主要表演相声、数来宝节目。后来成立了团演出队，我是自编的、现成的、传统的相声都说过，其中包括侯老的《醉酒》等小段，演出很受战友们喜爱。部队调到北京，又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演出队改称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。相声不让说了，我就改叫“对口故事”，继续编、继续说。复员到开滦唐山矿，被抽到矿上的宣传队（现在开滦文工团的前身），那时是时而集中，时而分散，这次恰逢侯宝林他们来开滦“深入生活、改造思想、搜集材料、准备创作”。当时是全国学开滦，学吴旭芝，也是侯老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黑帮”后刚刚“解放”，第一次到基层，这事就让我赶上了。 听了我自述的情况介绍，侯老对我有了初步了解，也愿意教我。我说：“我要从头学起。您看我应该先学什么？”郭全宝老先生说：“那可多了去了，先背绕口令、菜单子、地理图……”侯老说：“那来不及了，你就实践中边干边学吧。现在咱们一起写吴旭芝。”吴旭芝是当年新树的劳模。于是我们就住到唐家庄矿招待所，不止一次地去采访吴旭芝，到家里，到他井下工作面，和他谈，和他爱人谈，和他工友们谈。直到最后，我们分别写出初稿，又念给矿领导、矿上写作组和吴旭芝本人听。同时来采访吴旭芝的《北京周报》女记者王明蕃，几次看到我们在一起的场景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这是一对新的师生关系，你们也够我写一篇的了。”一个月后，侯老他们回了北京，还给我写信，要有关材料，说修改段子用。我及时把材料找齐寄了过去。 侯宝林与段少舫 那次在唐山期间，他对唐山的相声演员给予了热情的鼓励。当时，市里正在搞文艺会演，还在东矿区劳动的市曲艺团康桂生他们创作表演的相声《从头学起》，侯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说：“段子写得好，开场就有‘包袱’，也有‘底’，说得也好。现在这样的好段子不多啊！”他对开滦的业余相声演员也很了解，不乏鼓励之词。他早就见过赵各庄矿的刘子禄、孙炎章，这次又看了他们的演出，说他们咬字清楚，表演有韵味。他对老曲艺人更是关心，自己在“文革”中挨批斗，还不忘给生活有困难的唐山市竹板书老艺人潘学勤每月20元钱补贴生活，当时20元钱是很当回事的。来唐山时又拜访了相声老艺人李寿清，还和西河大鼓老艺人段少舫谈了一个下午，对他们在“文革”中的苦难境地很是同情。他曾经下农场、挨批斗，受尽了折磨，可是一贯乐观向上的他说：“我相信这样的日子长不了，我就是打不死、斗不垮的侯宝林。”我说：“人们传说，您还拿‘造反派’开玩笑，在家里糊个大尖帽子，戴到头上，说‘我就是大黑帮、大反动学术权威’。”侯老听了直笑，说：“这都是那些爱听我相声的人替我编的。真要那样的话，我还能活到现在吗？”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转眼间到了1979年，我被调到了唐山劳动日报社当副刊编辑，常有到北京采访、办事的机会。有一次正赶上侯老等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，我去看了。演出结束后我到后台看他，他拉着我的手去找正在卸妆的郭全宝先生说：“老郭，你看看，这是谁来了？”郭老说：“哎，这不是唐山的小刘吗？”侯老说：“别光说‘小刘’，你说说他叫什么名字？”郭老说不上来，可是侯老说：“他叫刘宗祜，一个示部一个古字的祜！”当时我激动得眼泪在眼里直转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爱好者，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！他搂着我的肩膀询问唐山大地震时的情况，问我现在的工作情况，听说我调到报社工作，又问我现在相声还说不说，写不写？我说还说、还写。他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相声能养人，这里学问可大了。”我们没完没了地聊，演员们都走光了，别人一再喊他 “上车走了”，他才放下手，临走时还问我：“我给你的地址还有没有？有机会来北京别忘了到家里找我。”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竟没有回答他的话。 侯老曾住在德胜门内麻花胡同、木樨地高干楼、东四头条，这些住处我都去过。每逢去他家，别的客套话几乎没有，就是说相声的创有。我的哥哥刘宗祯在中国科学院甘肃自动化研究所工作，有一次他到北京学习，我正好去北京，就一起拜访侯老。侯老和我哥哥聊起了中国自动化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我一个外行竟半天插不进话。从这些谈话中，我感觉到侯老不光是相声大师，简直就是“百行通”。他说：“咱们说相声的什么都应该懂一点，‘不怕问不到，就怕不知道’嘛。”我真佩服他的博学多识。 侯老第二次来唐山，晚上闲聊时，西河大鼓名艺人段少舫老师的爱人、当时的市评剧团团长唐坚对侯老说：“宗祜这孩子聪明又好学，您收他个徒弟吧。”侯老笑着说：“我已经‘关山门’（不再收徒）了，他这就算‘记名学生’，我那不记名的还多着呢，有些就见过一面，顾不过来了。”这样，我就成了“记名学生”。能记得名字也不错，反正侯老的名字我是忘不了。我老想着他那总是带着微笑的面孔，还有那些催我上进的话语，指导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。我曾在《曲艺》杂志上发表过相声、故事、鼓词、论文等十余篇，省、市报刊上发表和获奖作品数十篇。我创作的相声《家庭劳模》获文化部首届群星奖，快板书《节振国大闹宴春楼》获中国曲艺牡丹奖·快板书（亚视杯）大赛创作二等奖，乐亭大鼓《盲人摸象》和相声《串号》上中央电视台演出，还出版了曲艺作品集《矿山魂》。这些消息，如果九泉之下的侯老能够得知的话，一定会对我微笑的。 （责任编辑/朱红莉）作、表演。我提到在《夜行记》中，甲有一句台词说：“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，除了铃儿不响啊，剩下哪儿都响。”侯老一说到这儿，台下观众都笑了。可是我在学校说这段相声时把它简化成“除去铃儿都响”，明明是一个意思，还省去了几个字，为什么台下却很少有人笑呢？侯老先给我讲相声的“疾、迟、顿、寸”等一系列的表演方法。他说：“你简单说的这句话也可笑，但是不能引起观众笑声的爆发。对相声来说，这两个说法大不一样。”他的话使我茅塞顿开。还有一次，我到侯老家时，正好天津的相声演员刘文亨寄来自己的新相声请他指教。他让我把作品念了一遍，然后用这作品跟我说相声的创作手法，开头怎样设“开场包袱”，中间怎样“铺垫”，结尾怎样构筑“底包”，什么叫“铺平垫稳”，如何安插“包袱”。后来我发现他讲的这些，都是他以后编写的《曲艺概论》《相声溯源》《相声艺术论集》等书中的内容。 唐山市成立曲艺家协会后，我曾以市曲协和市文联、群艺馆、工人文化宫的名义，两次邀请侯老来唐山讲学，他都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二次还分别给当时的矿冶学院和华北煤炭医学院（现合并为河北联合大学）讲课。讲的不只是相声，还讲了有关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语法。听课的不只是大学生、老师，还有教授、学者。听完都说：“侯宝林不愧是北京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，真是有学问！”我的朋友舒兰亭曾是陶瓷厂的，有一次他和我在北京遇到了，就随我同去侯老家探望。侯老和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陶瓷，从唐山说到景德镇，从古代说到当代，从中国瓷说到外国瓷，一句外行话没侯老曾住在德胜门内麻花胡同、木樨地高干楼、东四头条，这些住处我都去过。每逢去他家，别的客套话几乎没有，就是说相声的创作、表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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